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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新时代新征程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国际传播、县域发展、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文化数字化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程曼丽、赵丽芳：新时代新征程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赵丽芳认为，新时代新征程，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以切实的举措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围绕中华文化深耕细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重视发挥高层次专家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的作用，重视发挥海外华人、海外中资企业、国际友人等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要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积极运用5G等信息技术开展新闻传播实践，加快移动端传播平台建设，创新短视频、微视频、云直播、语音播报等多元信息发布形式，研究掌握传播平台的发展趋势，打造更多受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互动式新闻产品。

　　摘编自《人民日报》

　　【盛誉、黄凯南：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落实县域发展的重点任务】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盛誉、山东大学县域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凯南指出，当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发展面临着对农业的关注度不足、农业内部分工不足导致农民增收难、缺乏将农业现代化与现代生物、数字技术有机结合的意识和能力等方面的挑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要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与主要农产品自主可控，建立支持农业生产、适应农村转型和兼顾城乡统筹发展的发展战略，以工促农带动农食系统逐步完成高效高质绿色方向转型。另一方面要以县城为核心构建多维度的市场机制，逐步缩小县乡和县城之间的收入和社会福利差异，提升资本和劳动在城乡间和农业内部的配置效率，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同时要创建绿色农业发展方案，重视自然资源经济价值评估和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提高绿色生态农业、可再生农业等在县域农业发展中的比重，加强农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提升县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摘编自《光明日报》

　　【范恒山：区域协同联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范恒山指出，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是一个整体，需立足于区域协同联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强产业规划对接，建立产业规划统筹协调机制，强化区域产业规划沟通协商，突出各地发展规划的针对性和独特性。二是要进一步清理和破除妨碍资源要素顺畅流动、有效配置的规定与做法，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创新资源要素顺畅流动。三是要进一步完善省际间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因地制宜创新合作模式和管理方式，促进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承接。四是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应积极整合创新资源，立足于比较优势，通过强化分工和密切协作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延伸和完善产业链布局。五是要打破数字壁垒，推进区域信息枢纽港建设，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建设一体化数字支撑平台。

　　摘编自《经济日报》

　　【解学芳、臧志彭：文化数字化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特聘教授解学芳、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经天学者”特聘教授臧志彭指出，文化数字化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文化产业数字化与文化消费数字化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完善三大路径深化文化与科技的融合。首先要夯实文化数字化新基建，推动文化资源全域整合与数字化转化，加快建设可信数据流通环境，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打造可体验、可沉浸、可感触的活态文化产品，让文化产品更加多元。其次要统筹文化大数据平台，着力推进公共文化资源全域化、全形态的数字化整合，加快公共文化数字资源数据库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展示与供给能力，让公共文化服务更加普惠。再者要发展文化数字化消费场景，丰富“上云用数赋智”等要素在文化消费场景的应用，助推智媒体、云游戏、智慧文旅等新业态，以及“大屏”和“小屏”无缝切换等新消费场景的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用户的数字文化消费习惯，让文化体验更加丰富。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徐倩阳整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